大足宝顶山石窟——宋代平民世界的佛教图典

宝顶山位于四川盆地东缘，隶属于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区。这里以跌宕起伏的低山为主，平地很少，是典型的丘陵地貌。滔滔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等支流，宛若蛟龙一般从西北方向奔涌而至，于此汇入长江。秀丽旖旎的宝顶山仿佛一颗明珠，数百年来用其宗教与艺术的光芒，映照着长江上游这块神奇的土地。

宝顶山石窟寺建成于13世纪中叶，是一座由木构寺院、摩崖石刻以及石塔建筑等构成的综合性佛教寺院。

相比于南宋时期江南著名的“五山十刹”，宝顶山似乎显的有点低调，甚至“默默无闻”。但是，别忘了她可是一座誉并峨眉的圣山，在宋代三百年间修建的石窟寺中，没有一处在规模上堪与宝顶山比肩。一位明代人士游历宝顶后慨叹：“西至五台，东及普陀，以为天下名山莫有俪者，至历斯境，崖迹迥异，又不在二山之下，佳哉！佳哉！”。

宝顶山的创建缘于一位伟大而神秘的人物——赵智凤。赵氏名不见经传，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中记：“宝峰山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这是唯一一条有关赵智凤见诸宋代史籍的载录，其中“宝峰山”乃宝顶山之误。

还有一则关于赵智凤的记载为铭文形式，题刻在宝顶山小佛湾七佛壁，遗憾的是现在已漫漶不清了。所幸乾隆《大足县志》对其有收录，全文百余字，其中讲：

赵本尊，名智凤，绍兴庚辰年（1160）生于米粮里（今大足区智凤镇）之沙溪，五岁入山持念经咒，十有六年西往弥牟，复回山修建本尊殿，传授柳本尊法旨。遂名其山曰“宝鼎（顶）”。

这条简短的记录由当时昌州通判“席存著”所作，题刻时间是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虽仅寥寥数语，但在宋人对赵智凤的记述中，这已经是最为详细的材料了。

明人在此基础上稍加增饰。比如宝顶山弘治十七年（1504）的一碑文中说：赵智凤为毗卢佛再世，托生于米粮里赵延福之家，自小特别孝顺，为治母病而出家，后来“清苦七十余年”建成宝顶山等等。

尽管如此，目前所见的记录中从未提及赵智凤卒年，所以我们至今不清楚赵智凤去世于何年，安葬于何处，其身世大部分还是一个谜。

和中国历史上大量的石窟寺不同的是，宝顶山经过周密的规划后一口气营建而成。像大佛湾数十铺画面有机衔接，宛若展开的一幅中国长卷画。这里有庄严的佛祖、慈悲的菩萨、威武的天王、凶恶的夜叉；既有美妙绝伦的极乐净土，也有凄惨万状的地狱世界。宝顶山的造像不仅渗透着佛家救度济世的核心理念，还贯穿着儒家仁义忠孝的伦理思想。它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历史教科书，让每位读者懂得人生的道理，理解生命的真谛、意义与价值。

宝顶山以其规模之宏大、技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堪与敦煌并肩，与云冈、龙门鼎足，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之“丰碑”。是人类难得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然而，从大佛湾半成品的明王像来看，宝顶山实际上并未彻底完工。原因何在呢？后来学者们推断，南宋末蒙古军队大举南下攻略宋境，铁蹄踏遍四川，重庆钓鱼城成为宋蒙交战的重要阵地。动荡的局势，致使人心惶惶，四散逃逸，自然难以维持营造工程了。正如胡昭曦先生所言：“在蒙军大规模攻蜀后，历史环境不允许宝顶石刻正常凿建。”所以，当我们今天目睹大佛湾未及完工的一排明王像时，眼前仿佛闪现出宝顶山僧俗惶恐不安，匆忙撤离的散乱场景。我们不经意间发问，赵智凤是否也正是在那场灾难中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