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起义是哪三个起义（三大起义为何打出三种不同旗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得了惨痛的教训后的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并成为中共党史军史上“三大起义”。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起义由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

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人领导下一次英勇反击，是一场震惊中外、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起义。

三大起义有专家认为是武装反抗、创建红军、提供经验，也有专家认为是打响了第一枪、保存了力量、开始解决革命道路问题。形成共识的是三大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对要不要坚持革命？怎样革命所作的响亮回答，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三大起义在具体发生过程中也有区别，特别是三次起义会打出三种不同的旗帜。

南昌起义以城市暴动，充实力量，然后南下，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实现第二次北伐为目的。起义部队没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和建立工农政权的目的，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一个集政权、党权、军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秋收起义则是一开始就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在起义前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上就决定，“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并把参加起义的革命士兵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广州起义又与前面的两次起义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并向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同志们响亮地提出“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他们举着红旗，围着红领带，戴着红臂章，并建立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

三次起义会打出三种不同的旗帜究其原因是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

武昌起义发动之前，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但我们认为国民党的背叛只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少数上层背叛，国民党的革命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必须坚持与高举。因此，在向国民党进行反击的同时，起义必须团结下层左派分子以及国民党内的在野反对派，以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为目标，使革命仍能在“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一一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进行。由此可见，南昌起义之所以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是由于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而决定的。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和控制这支部队，更不能说是在我们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宣告这些武装力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利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旧番号，提出“打倒武汉政府”“完成国民革命”的口号顺乎民心，这样有利维系起义部队的军心。避免了多数官兵感到突然，有效地调动了部队拥护起义和官兵自觉革命的积极性。

假如不用国民党的名义起义，部队要云集南昌，沿途必将受到反动军队的拦截，内部的反动分子必然趁机捣乱破坏，使起义部队在开赴南昌途中就遭受损失。事实也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按照党的安排，与我们同舟共济。在南下潮汕失败后，许多党外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迫害，或被迫流亡国外，或在国内改名隐居，他们中的大多数，终身继续坚持了反蒋斗争。如果不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就有可能把这一批真正的左派人士排斥在外，不利于起义的顺利举行。

秋收起义是在湘赣边界地区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的。关于是打共产党的旗帜？还是打国民党的旗帜？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原因是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是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为此，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致中共中央信中建议：“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冯、唐、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立。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说，秋收起义之所以能一开始就打出共产党旗帜，这与湖南省委以及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的深刻分析是分不开的。

而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从参加起义的部队的构成来看，秋收起义是以正规武装力量为骨干，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群众运动的当然领导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党，她在工农群众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所以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其来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秋收暴动。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并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决议案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广州起义前，中共中央在《告两广闽南工农兵书》中“号召两广及福建工农兵及一般民众起来！夺取政权，建立平民革命民主政府。”“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指出国民革命已经是军阀部队通用之名词，他的名义决不是以领导此种坚决的革命运动。以后军队及全省工农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原工农讨逆军能离开本县的可合并编入军队中，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不能离开本县的称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几团或营。一律废除青天白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识与国际旗同。

广州起义是基于南昌起义军主力于汤坑作战失利遭到失败后，余部第24师1300余人，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转至海陆丰，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随后在彭湃等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海陆丰农民起义。起义前夕，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又密秘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并拟定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所以，广州起义一开始就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对旗帜转换的评价，1928年4月12日 瞿秋白指出“南昌起义采用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我们是错了这一招。群众先我们看见青天白日旗，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了。国民党左派已经是绝无生存余地了。所以此后，中央决定今后暴动不再用国民党旗帜，要高举起苏维埃的红旗为中国革命的唯一旗帜。”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这三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实践的开端，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尝试，揭开了创建人民军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帷幕。

纵观三大起义，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最为成功。

三大起义开始时是很自然地沿袭正规战争的形式和战略战术，但在实践中很快发现正规战及其战略战术并非起义军所长，必定导致弱小的起义军覆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都先后实行了战略转变。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失败的经验总结下，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点燃了井冈山之火，找到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作战方针上，由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

在军队组织形式上，由正规军编组改为游击军编组，特别是充实了连队；

在战争形式上，由正规战争改为游击战争。

当年，毛泽东针对共产国际代表介绍湖南省委计划组织一师武装与南昌起义部队一同去广州的设想，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即使湖南暴动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当秋收起义受挫后，他立即决定沿湘城边界向南转移，确定了正确的行动方向，创造了红色政权，并以此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